午饭过后，韶关乳源县东岸村最大的那棵老树被吹得沙沙作响，抖落一地浓荫。树下有一张小矮桌，桌上用墨线画着象棋棋盘，已经被无数棋子的进退杀伐磨到斑驳。林建明不声不响地坐在桌旁，眼睛瞄着远处，等着无论哪位老街坊路过，揪过来陪自己杀几盘。他只用左手下棋，因为没有了右手，几十年前在河里炸鱼时候不小心弄的。不过，仅靠一只手挣命，他也没饶过岁月，娶妻生子，把孩子抚养成人，闯过了八十四载春秋。相比下来，他的棋技就“臭”得多，经常恨不得要人家让他个车马炮才有的玩。可即便这样，他却越来越爱下棋。说来，这里有个隐秘的理由：最近几年他耳朵越来越差了，站在对面讲话都不大听得请，下棋嘛，不用说话的。可是，每当要去市场买菜时，他就有点儿犯怵——卖菜老板看到这么一个老头子，专挑便宜菜，价钱说几次也听不清，不给好脸色。同样是那个起风的午后，几十公里以外的韶关仁化县瑶族村，陈金桥正坐在离他家不远的后山上，望着他刚钉好的蜂箱，一口口抽烟。蜂箱是空的，如果一些蜜蜂恰好路过，相中这里，举家搬迁过来，蜂箱里才会出现蜂蜜。然后他才能把蜂蜜卖掉，换回几百块钱收入。等待的时候顺便种些木耳、帮人养猪，去周遭村镇打打零工。这样孑然一身的“逍遥”生活已经过了很久，久到让他几乎相信可以忘掉过去的事情。20年前因为家里贫穷，矛盾重重，岳父和他们夫妻一起生活，一次和自己的女儿吵架后，就吊死在蜂箱旁的树上，是他给抬到马路上的。后来媳妇又和他吵架要离婚，他死活不同意，两人动起了手。他被妻子砸断了腿，还被重重地扇了耳光。婚终究是离了，四个孩子两人平分，媳妇带着一儿一女远走他乡。那记耳光后，他左边耳朵像进了一只蜜蜂，只能听到嗡嗡的声响。这几年，右边的耳朵也开始出问题，听话总听岔。需要几人配合的活计人家不大想给他干。他只好想办法，在镇上买了一个200块的助听器。可是戴起来很难受，没法用。他咬咬牙，又拿出积蓄去东莞买了一副1000块钱的助听器，却在洗衣服时不小心掉进水里坏掉了。看看钱匣，剩下的钱还要吃饭，只好放弃再买助听器的计划，一个人守着蜂箱，每天眼望山峦静谧。同样是那个起风的午后，几座山丘外的新龙村里，95岁的涂蘸清坐在自家整洁的院子里，笑吟吟地给前来探望的人们泡茶。年轻人来找他，都喜欢听他回忆那场波澜壮阔的“大迁徙”。村子原名叫做“龙溪”，这个名字富有诗意，也昭示它的命运。由于临近河流，1968年建设水库时，需要整体搬迁。当时，大家觉得政府的安置点土地太破碎，恐怕养活不了这么多人，涂蘸清和几位干部在大山里寻访了一年，找到了如今的位置。但此地之所以人少，是因为过去爆发过严重的血吸虫病。有人心有余悸，犹豫要不要来，涂蘸清一边给大家做工作，一边帮村民搭建临时草房，用了一年多才把整个村庄安顿下来。自此，时间狂奔半个世纪，有了如今新龙村明朗的田宅屋舍。只是最近两年，在院子里开“圆桌会”的人们突然发现，涂爷爷总也不接话茬，就看着大家笑。你喊他，他也不转脸过来。大家心照不宣，这位曾经缔造了村庄的英雄有些老了，耳朵快听不到了。还是那个起风的午后，乳源县桂头社区的一场会议刚刚散场，73岁的骆彩新皱着眉头往家走，刚才有干部跟他说了几句话，可是没有听清，追问了一次还是没听清，人家就匆匆走了。“万一人家是托我给邻居传达什么精神，那可怎么办？”骆彩新最不喜欢的就是让别人失望。年轻时在国营厂开船跑运输，经常两天一夜不停船，就怕输给别人脸上不好看。人家让他从外地捎点什么，他也当成天大的事儿，肯定给拿回来。可是现在，这耳朵越来越背，连简单的嘱托都听不清了，恨自己不争气。他想起过世的父母，当年他们80岁左右就什么都听不到了，自己难道也要滑入这样无声的宿命吗？说不害怕那是假的。还是那个起风的午后，风攒动江水的波澜向南流去，翻过一座又一座山，汇入宽广的珠江，在三角洲放缓脚步，终于遇见高耸的城市，匆忙的人。在珠江口左岸的深圳人才公园，遛弯的人们注意到一个奇怪的姑娘，她背着电脑，手里捏着一个像耳机又不像耳机的东西，时而把它对准蝉鸣鸟叫，时而呆呆站在风中，好像在等待什么。她叫李娟娟，上班时间逛公园当然不是带薪摸鱼，而是为了录下世间的各种“噪音”。实际上，她的身份是腾讯会议天籁实验室的研究员，她在研发一种“降噪算法”。为了让算法能把人说的话清晰地从背景噪音里分离出来，她首先需要记录、分析、了解这些噪音的特征。与此同时，几公里开外腾讯大楼的一扇窗户背后，天籁实验室的负责人商世东正盯着面前的一副助听器样品。这副助听器看上去平平无奇，包装盒上也轻描淡写地印着人人都熟悉的四个字：中国制造。但是，商世东心里非常清楚，这个“中国制造”意义非凡。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在中国生产组装，还意味着，在里面这枚小小的芯片上，将会运行中国人自己研发的助听器算法。一旦量产成功，就意味着诞生了一支中国力量，把顶级助听器的价格从2-3万直接砍到5000块或者更低。而价格的变化绝不是抽象的数字，它无比真实地意味着：一种新的、更有尊严的生命选择将会向3000万中国中重度听障人士和他们的家庭敞开。无论为了这3000万个他叫不上名字的人，还是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父亲，他都想赢下这场战争。如果去大街上问，听过天籁实验室的人恐怕不多，但是，如果说到天籁实验室支持的一个产品，几乎家喻户晓，这就是“腾讯会议”。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春节后一夜之间大小公司开始了居家办公，很多人也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用腾讯会议。话说当时同样类型的开会软件如雨后春笋，不乏有一些来自互联网大厂，但现在回望，腾讯会议很快就“收敛”成为了大多数人的共同选择。如果硬要问为什么，普通用户好像还说不出所以然，但他们至少会说一条：腾讯会议“听得清楚”。因为它并不是某个单项技术的结果，而是“降噪”、“定向增强”、“啸叫抑制”等等一堆技术像搭积木一样榫卯拼插、相互支撑才能实现的。实际上，这次我和商世东就是用腾讯会议远程聊天的。为了展示引他以为傲的技术，商世东特意用力敲了好几下桌子，网线这头的我只见动作，不闻声音；而我在这边噼里啪啦地敲键盘，也被算法拦截，他那边完全没被打扰。（这是当时的录屏，镜头切换和字幕都是腾讯会议自动生成的）
我说这些的意思，不是为了帮天籁实验室吹牛，而是想让你感受两个细节：1、从技术血缘的角度看：“助听器”和“腾讯会议”虽然看上去八竿子打不着，但它们所用到的音频技术，在底层原理上有很多重叠。这让“天籁实验室进入助听器领域”显得顺理成章。2、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天籁实验室在公司内部从无到有支撑起“腾讯会议”这么一个明星产品，“偶像包袱”多少是有的，此时最理性的做法恰恰是“少做少错”。可他们却偏要冒险分出一路精锐杀入前途未卜的助听器技术，这中间又缺一个合理的解释。
既然不好解释，我们就不妨跟着商世东转一圈，各位看官自行评断。商世东是2019年离开杜比实验室加入腾讯的。在他加入不久，腾讯刚好把自己的愿景更改成了“科技向善”。这个四字愿景，当时在很多腾讯老员工看来“好是好，但拿不准怎么操作”。不过商世东较真儿了，在2020年腾讯会议爆火的时候，他一边带队做音频技术，一边还不忘留意各种“向善”的机会。于是，2020年9月，天籁实验室联合很多机构发起了“天籁行动”。“天籁行动”最初特别简单，就是老师傅把在腾讯会议等等产品里磨炼的音频技术拿到桌面上，开放给*愿以社会责任心态*服务于听障人士的开发者、厂商和机构。这意味着，当时腾讯主要的贡献在于“技术授权”，给这些技术做二次开发，譬如让它们适配人工耳蜗、助听器，是其他组织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如此一来，实验室没有耗费很多人力，这个公益做起来就还算轻松愉快。可是，一旦进入历史的江湖，侠客们就身不由己。商世东对辅听产业上下游的了解越多，就越忍不住想下手改变。助听器行业，全球90%的份额都属于五个欧美集团，分别是索诺瓦、WDH、WS、瑞声达、斯达克。业内习惯叫他们“五大”。话说，这“五大”里随便一个的历史都比新龙村要长，能追随到上世纪60年代或更早。他们已经在辅听行业干了半个世纪，积累了巨多的技术专利和实践经验。腾讯呢，倒不是说非要对标他们，可是如果效果差得太远，就什么都改变不了，还不如不费劲。结论很明显：天籁实验室如果要干，就必须保证把技术干到和“五大”至少一个段位。那，就凭实验室这些“助听门外汉”，有可能挑战武林盟主吗？其实，这里还真存在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那就是“人工智能”。传统助听器调整各个频段的输出靠的主要是模拟算法，有点像“燃油车”；而如果用人工智能加持，算法形态就会变得大不相同，成了“电动车”。
正在发生的历史告诉我们，电动车对燃油车可是降维打击！腾讯虽在模拟助听领域没有经验，可是在人工智能方面是顶尖玩家啊，这么看，不就有得一拼了么？！况且，商世东的父亲这几年听力也有些下降，他给爸爸买了助听器，自己也趁机试戴了一下，确信这里的技术差距并非不可逾越。商世东心动了，翻开通讯录，发现有很多朋友和前同事其实就在“五大”供职，于是跑去找这些人询问意见。可是出乎意料，朋友们清一色流露出“劝退”的态度：“这里面的水很深，没个十年八载怕是摸不清门道。腾讯会议有那么多事可做，你干嘛还来蹚助听器的浑水，小心毁了‘一世英名’。。。”纠结在2022年的春天达到顶峰。彼时，“五大”开始高调组建 AI 实验室，尝试推出结合人工智能算法的新型助听器——再这么纠结下去，留给天籁实验室的机会窗口可能会永远关闭。想着想着，他突然发现，自己之前的思路好像被锁在了“利弊衡量”的牛角尖中。如果真要算账，未知的东西太多，恐怕算不清楚；如果退后一步，回到更朴素的想法，答案好像是现成的：历史博弈所铸造的行业格局导致无数需要的人买不起助听器，这合不合理？不合理。我们有没有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能力？恰好有。我们是真心相信“科技向善”还是只嘴上说说？真心相信。春节假期一过，商世东马上干了三件事：第一，跟相关的同事、领导申请立项；第二，从团队里抽调精锐，进军“AI 助听器算法”；第三，寻找硬件合作伙伴，把腾讯的技术放在他们的助听器里，做成“天籁 inside”助听器！不过，“天籁 inside”要怎么在众人面前亮相呢？作为公益项目的一部分，公益理应先于商业。所以，商世东他们找到“天籁行动”合作方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腾讯SSV银发科技实验室，决定策划一场慈善捐赠，先帮助一些生活拮据、儿女不在身旁的听障老人用上“天籁 inside”助听器，听听他们感受如何，再图后计。由此，2022年那个初夏起风的午后，这些南海之滨的老师傅驾着长风而上，与千里之外棋盘前枯坐的林建明、在蜂箱边盘桓的陈金桥、在院子中凝望远山的老村长涂蘸清、在回家路上自责的舵手骆彩新，还有更多在寂静中等待的人缠绕起来。几乎没人设想，这种缠绕，也将会让生活背后的真相一层层剥落开来。临近韶关矿区，随处可见在缆绳上移动的矿车。游客觉得这很赛博朋克，纷纷拍照。可是矿区的人们知道，缆绳上飘荡的是他们的生活。
韶关的“韶”，意思是尽善尽美的音乐；韶关的“关”，意思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山隘。自西晋年始，就有中原人经鄱阳湖沿赣水南下，“客居”于此，成为后世的客家人。如果谈论这片土地的故事，没人能绕开“山与河”的底色。山河险要，自然兵家必争。100年前，孙中山领导的两次北伐均以韶关为大本营；90年前，红军长征突破第一道封锁后至关重要的落脚点就选在韶关；85年前，日军占领广州，韶关肩负起广东临时省会的重任。山河险要，自然能源富集。建国之后，一座座大坝在山间横亘而起，高峡平湖；一座座矿坑在山间开凿，煤铁钨锌源源开采，搭着轰鸣的江船离开。人们在烟尘中挥汗，憧憬生活。90年代，中国经济向沿海开放城市迅速转移，渔村深圳拔地而起，东莞工厂遍地开花，地处内陆韶关的矿务冶金由于污染和低效渐渐关停，航运也随之迅速萎缩。生活在此地的人们，眼里倒映着沧桑变迁，耳边听着时光呼啸。1996年，陈巧灵初中毕业，做了一辈子乡村医生的父亲问她未来的打算。她说：“我就想离开这里。”她去衡阳读了医师学校，可当时已经不包分配，同学们纷纷弃医进厂。陈巧灵爸爸死活不同意她改行，硬是把她叫回来，在卫生站给自己做助手，希望她将来接班。可她不甘心一辈子在山村，一年后，还是跑出去，到佛山做了校医。可是再一年过去，她和邻村的小伙儿结婚，又被拉回了山村。父亲一天天变老，出诊不方便了，可村里的人们眼含期待。陈巧灵成了乡村医生后，才慢慢意识到这份工作和想象中不同。在大城市当医生，患者更像是医生的“活计”，他们的体征指标是病历本上抽象的数字。可是在村子里，每一个患者几乎都是“那谁家的老谁”，有具体的名字和面孔，是你生活羁绊的一部分。最近几年，国家投入基层医疗建设，陈巧灵也开始定期“随访”村子里的慢病患者，隔三差五上门给他们量血压、测血糖，俨然成了大家的私人医生。而在她经常随访的人里，有一位老人最喜欢在家门口的大树前招呼别人下棋，他就是林建明。2022年，陈巧灵注意到，跟林建民说话需要凑得越来越近，但相比老人家的哮喘病、冠心病来说，好像听不清的问题又没那么紧要。“天籁行动”找到了上海长益基金会，长益基金会本来就在进行一个项目，是在各个村庄和社区发展“助老员”。助老员的任务是日常关怀儿女不在身旁的老人，陪他们聊天，帮他们做些生活琐事、去镇上买东西之类。这不，助老员刚好能顺便完成一个任务，就是为所有老人测听力。符合条件的老人，恭喜你，将有机会获得“天籁 inside”助听器一副！陈巧灵寻思，反正做医生日常也要随访，做“助老员”的话，只需要把随访安排得更频繁一些，百利无一害，于是爽快地接受了基金会的邀请。那天，林建明坐在门口，看见陈巧灵过来，笑呵呵起来迎接：“陈医生来啦？”陈巧灵指指身上的蓝马甲说：“今天我是陈助老员！”林建明把耳朵探过去：“啊？你讲咩呀？”如果此时把视野拉开，层峦叠嶂的大地上，正有无数“蓝马甲”在移动。几十公里外，“返乡青年小潘”正骑着他的小电驴，不疾不徐地掠过俨然屋舍，拂过青翠田野。小潘叫潘华雄，很小就离开家，在深圳的工厂里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可是世事难料，2018年父亲突然病重。意识到这么多年好像从没和父亲好好说几句话，他心如刀割。但看看薪水，又无力承担把父亲接到大城市照顾的费用，只好辞工回家，和哥哥开了一间早点铺，一边赚点钱一边陪父亲治病。可是，隔三差五就要带父亲去医院，早点铺时开时关，人气不行，最终只好转让。父亲过世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徘徊在村口，眼望车流穿梭，心绪稠密。冥冥中他仿佛听到，父亲和这片土地上的很多先人都在讲话，只是没人驻足倾听。想通之后，他把微信名字改成了“返乡青年小潘”，心里莫名安宁。就在这时，长益基金会来寻找助老员人选。小潘一看，这工作内容之一是陪老人说话，竟然和自己隐秘的心思暗合，于是欣然应征加入，挨家走访。如此，他第一次坐在老村长涂蘸清的院子里，父辈们那些悠远的迁徙往事淌进他的心田。很快小潘就注意到涂爷爷耳朵不好。而且，他还发现两个更精细的问题：首先，如果一对一跟老人讲话，老人容易应付，如果几个人七嘴八舌，老人就干脆谁都听不见。其次，小伙子跟涂爷爷讲话，他容易听懂，姑娘说话，涂爷爷就经常没反应。
第一，人耳有一个“高阶功能”，就是它可以在嘈杂的环境里过滤掉其他，只提取出它想听到的声音进行理解。而听力退化的人，往往也会丧失这个功能，在很多人话语重叠的时候，就无法应对。这在学术界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鸡尾酒会问题”。第二，人的听力损伤不是简单地“一概听不清”，而是像近视一样有度数的，而且，听力的“度数”比近视的“度数"更复杂：不同频段的损伤并不相同。一般来说，人耳对于高频区间的听力更易损伤，低频区间听力往往能保留一些。如果用乐器作比喻的话，笛子发出的一般就是高频音，鼓一般就是低频音。所以，助听器要想弥补人耳听力的不足，不能把所有声音一概放大，而是要根据特定的人的听力损伤状况，把不同频率的声音以不同的力度放大。图里越靠右的声音频率越高，越靠下音量越大。上面的黑色直线代表正常人的听力，红色和蓝色两根线代表了某人的两耳听力曲线（两耳听损略有不同），在线以上的声音就无法被听到。注意图上的字母，这代表人们说话时发出这些音的频率和音高。图中这种听损状况，就已经无法听见k、f、s、th这些音，从而很难理解别人说话的意思。所以，在配助听器时，首要一点，就是要让“验配师”针对每个人调整适合他的听力曲线，不能买来就用。但是，“听力曲线”和“验配师”的存在，也成为了阻隔很多人和科学助听器之间的关隘。即便在经济落后的村庄里，老人们对听力丧失也不都是听天由命的态度，有一小部分人还是会买助听器。然而，老人自己在村镇商店里能买到的，通常是一种200块钱的绿色机器，连着一根电线塞到耳朵里。可怕的是，这不是助听器，这是扬声器。它会把所有频率无差别地放大，像乱剑一样刺进耳朵眼里。如果“坚持佩戴”，不出个把月，佩戴者就会几乎全聋。幸运的是，几乎没有人能忍受这种“助听器”带来的刺耳疼痛折磨，戴几次就会放弃。但这样的经历，也会在他们心里种下“助听器不好用”的结论，从此放弃继续尝试新的助听器。陈巧灵给老人做听力筛查，用的是一个手机 App。这是天籁实验室紧急开发的测听系统。系统会播放不同频率的声音，受试者点击“听到”或“听不到”，由此判断听损状态。虽说助老员没有听力验配师资格证，但这个 App 可以帮他们做初筛——先挑出听力不太好的老人，后续由专业的验配师来验配。就在助老员们紧锣密鼓给老人做听力初筛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悬而未决——腾讯天籁实验室这群人，究竟能不能打破把助听器算法给做出来？！我们不妨再顺江流而下，坐在这群技术人身边，看他们如何“与代码决斗”。“中国在医疗器械、电子产品的供应链上都有优势，人才也齐全，市场也大。所以‘国产技术突破不了’这件事不太可能发生。唯一问题是时间长短。”他陈述完观点，又回到标志性的沉默中，不说一句多余的话。付聪，作为音频算法和工程的技术匠人，曾经供职于诺基亚、华为、出门问问。从这个简历看，他的职业生涯贯穿“老中青三代明星公司”，可谓见证并参与了中国音频技术的半部历史。虽然在2022年之前，他的主攻方向在耳机和车机这样的消费电子，并未涉足助听器这个狭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够“专业”。但是，既然要用“AI 算法”来颠覆传统助听，总要有第一个勇敢的人从消费电子的悬崖向对岸纵身一跃。而经过不长的交谈，我嗅到他身上有一种（并不是每个技术人都天生具备的）理性能量，这个能量恰好适用于解决“未知问题”。所以，商世东派他去做敢死队长，本就不是因为他已经掌握了什么了不得的助听技术，而是因为他是那个“受过训练的人”。话说当时，付聪开始一丝不苟地执行自己的方法论：没有一上来就埋头研究，而是试图找到曾经供职过“五大”，或熟悉“五大”技术的一线研究员，从他们那里获得少走弯路的宝贵经验。高端助听器行业非常封闭，“五大”的研发全部在海外，几乎没有“技术外溢”。这意味着，天籁实验室面临的困难比想象中要大，没有“银弹”，几乎所有的知识只能从书籍、论文和对其他助听器的拆解测试中来。虽然运用的技术复杂，但付聪的目标简单：他只需要为“一根曲线”负责。助听器的作用，就是打磨出一根和患者听力情况相对应的曲线，该多增益的地方多增益，该少增益的地方少增益，让两部分“严丝合缝”对在一起。曲线应该是啥样，有完备的理论和成熟的数学公式来计算，并不困难。为了够到曲线的位置，就需要加大增益，可是增益加大的过程中，就有可能产生不希望出现的杂音，主要包括“噪音”、“失真”和“啸叫”这三类。想想你在KTV唱歌时，或者在大会上用麦讲话时，只要声音调大到一定程度，就很难控制效果，是类似的道理。你不妨想象，技术人面前有个跷跷板，必须让跷跷板左边下沉的时候，右边还不翘起来。要把算法比作魔法的话，在深圳人才公园各种录音的李娟娟就是个“魔女”。2019年从复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她进入天籁实验室，参与研发腾讯会议的降噪算法。商世东跟我视频的时候，用手敲两下桌子但我听不到，这就是“降噪算法”在发挥魔力。李娟娟最初被付聪揪过来帮忙做助听器降噪时，说实话没啥特别的感觉。这就是个“活儿”嘛，三下五除二做完助听器，捐赠完了，大概就没事儿了，回去继续支持腾讯会议嘛。可是做着做着，魔女逐渐发现，对手比自己预想的更难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腾讯会议一般运行在手机或电脑上，虽然不同芯片的算力有差异，但总体都是说得过去的。可是看看助听器，是要挂在耳朵上的，不能沉、不能热，关键还不能半天儿就没电，所以助听器能选择的芯片都是低功耗低算力的。结果就是：腾讯会议上的降噪算法，无法在助听器里跑起来。助听器里能跑起来的最大模型，只能有手机里的十分之一！如此大的差距，已经没办法在原有的模型上魔改，只有一条路——重新训练！重训耗时费力倒无所谓，关键是把模型缩小十倍，不可能毫无代价。一个明显的代价就是，它只能对*更少*种类的噪音敏感。也就是说，为了让这种小模型好用，必须拿生活中最最最常见的噪音来强化训练它。这就解释了那个问题——为什么天籁实验室已经储备了上千小时的各种“官方”噪音数据，李娟娟却仍然要肉身跑去公园里录喷泉、鸟叫和风声。当然，李娟娟不止去了公园，她还去了厨房、客厅、大街、商场、咖啡馆。每去一个地方，她都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戴着助听器的人，像柯南一样反复推敲周遭的细微声响。这些地方中，有一些噪声很难消，比如在“地铁”和“公交车”上——这里的“信噪比”极低。你应该有体会，在地铁上用耳机听歌，要开到很大声才能听清。原因很简单，噪音太大嘛。你想在一堆无用的声音里辨别有用的信息，就像在“辣子鸡丁”的一堆红辣椒里挑出鸡块。。。此时，算法如同拿着筷子，必须“稳准狠”才行。环境中突然出现一种声音，有可能是关门，施工，菜刀切菜，但也有可能是敲门，车喇叭，或者有人喊你。算法首先需要判断这种突发声音到底属于哪类，才能判断难它应该被压到多低，这个过程总要有一定的时间——快的要几百毫秒，慢的要一秒。就在这判断的几百毫秒时间里，如果把声音贸然放出来，可能会吓人一跳，如果把声音贸然压下去，可能会丧失有用信息，是进亦忧退亦忧。这中间就需要反复调节，找到最合适的参数↓↓↓刚才说过，助听器在工作时还会面临“啸叫”问题。人在戴助听器时，有时还会戴帽子，有时会靠在墙边，这些都会对声音形成反射，反射之后的声音再次进入助听器被二次加强，就会形成尖利的声音。每当发生这种情况，“啸叫抑制算法”就要发挥作用↓↓↓刚才还说过，多个“音源”同时发声音时形成“鸡尾酒会问题”，必须要把其中一个主要的声音像PS一样给“抠出来”，这就是“定向增强算法”的任务↓↓↓怎么样？看到这你大概会感觉到不可思议，原来一套助听算法所面临的困难有这么复杂！每个人原装的耳朵，竟然能那么游刃有余地处理以上这一切。。。甚至耳朵还能在做好这些的基础上，兼职帮你把口罩和眼镜腿都给架好，顺便还能挂俩美美的耳环。如果你愿意，耳环再多几个也没问题。付聪和李娟娟回忆起开发攻坚时那段死去活的日子，共同提到了一个强烈感受，那就是：助听器这个东西，越研究越发现它和（用在耳机或会议系统中的）传统音频处理不同，这里面的技术深不见底。这一点儿都不令人惊讶——因为从本质上看，他们在试图用一个人造物模拟亿万年生物进化锤炼出的复杂器官。技术，本就是人类用来掩盖自己渺小和无能的遮羞布。你硬要用这块遮羞布来硬刚大自然的造化，那遮羞布被撕得粉碎你也无话可说。既然距离自然造化的“人耳”水平还如此之远，那就只好先用一套“人造标准”来评价算法的效果。肖易明的任务，就是制定这个标准，然后对每一版算法进行测试打分。他最不忍看到的事情，就是同事们搞了半个月弄出一版新算法，在自己这里一测，分数反而下降了。。。而他最最最害怕的事情，是这种分数下降，是因为自己实验过程不准造成的。于是，他殚精竭虑地精确设计实验流程，强迫症般连每次实验助听器戴在模特耳朵上的位置都不差分毫。有时持续两天的测试完成后，总分仅仅增加了0.2分。说实在的，这0.2分的改进，在人的主观听感里几乎不可能有区别。但是，由于实验过程的精准，肖易明能拍着胸脯肯定，算法确凿无疑地进步了！由此，即便和人耳的距离仍有十万八千里，但总归在一点点靠近，正所谓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欢喜。我之所以把傅聪、李娟娟、肖易明他们称为“受过训练的人”，是因为他们身上展现的不仅仅是受过“技术上”的训练，更是某种“心智上”的训练：虽然人类渺小无知，虽然代码进步甚微，甚至时有倒退，虽然尚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接近终极目标的可能，但他们仍然不乱方寸，愿愚公移山。与此同时，商世东也选定了一家硬件合作伙伴“智听科技”，经过了难与人言的复杂技术对接和磨合，终于把那个曾经只存在于大家想象中的“挚听（天籁 inside）助听器”生产了出来。2022年9月9日，恰好是“99公益日”的第八个年头。作为这个公益日的主要发起者，腾讯就选择在这个日子把首批助听器捐赠给韶关的听障老人。由此，AI 算法所代表的“智能时代”，助听器所代表的“信息时代”，韶关矿船所代表的“工业时代”，和大山深处的“农业时代”，在谁都没有按下“准备就绪”按钮的情况下，开始了一场“天地大冲撞”。那时，他所在的国营船厂再也发不出工资，几十年的老伙计在码头旁边最后喝了顿酒，各自奔进生活的烟尘。他和几个不错的哥们把全部积蓄凑在一起，买了几条柴油船，干起了打渔营生。鱼这种东西很奇怪，只有在寂静的后半夜才容易袒露柔软，放松警惕，然后自投罗网，成为骆彩新全家的吃穿用度。所以，骆彩新和妻子经常彻夜泊在江心，又在清晨收网，猛地发动柴油机，带着巨大的轰鸣刺破江雾，奔回人间。很难说这样寂静和轰鸣的反复折腾究竟对他的耳朵造成了多少伤害。但当年这个问题完全没困扰他，他关心的只是下礼拜父母的药费，下学期儿女的学费，还有过年时能不能攒够钱给陪了自己半辈子的心爱的妻子买条项链。2022年，当助老员林淑兰找到他时，他其实花了好半天才搞明白为啥会有“助老员”这么一群人，以及为啥这群人死乞白赖要帮他测听力。几个月后，林淑兰带着腾讯和智听科技的同事，还有验配师呼噜呼噜进了他家，小小的客厅挤满了人。二十分钟验配后，助听器的耳机第一次塞进耳朵。第一反应，就像一团棉花一股脑堵在耳道里。很快，周遭各种声音就像浪涌一般袭来。这感受有点陌生，但一时间不知陌生感来自“久违重逢”还是“根本不识”。几十分钟后，他在心里大概定义清楚了这种感觉，这是由电子系统模拟的，与真实世界确实存在差异的，但却能实实在在帮助自己感受周围的声音信号。在那一刻，他大概接近了某种真相：科技其实远非很多人理想中那么完美，从某些标准看它甚至显得简陋。即便如此，你却不难从中体察到一种“它真的很想帮忙”的善意。但是没几次，就有街坊注意到他耳朵上的东西，询问他助听器哪里来的。显然对方没有在受助名单上，这让骆彩新非常尴尬，随便掩饰几句就赶紧回家了。骆彩新思来想去，不能给助老员和社区带来麻烦，于是决定以后只有去社区开会时才用助听器，而且是装在口袋里，到了会场再戴。养蜂的陈金桥拿到助听器，其实已经到了2023年的夏天。不是因为助老员赵玉连不想给他，而是因为找不到他。。。为了挣饭，他不能落下任何一次出去做工的机会，而且他独居在家，也不用告诉别人自己去哪儿，抬腿就走，“神出鬼没”。赵玉连只好辗转找到他的电话，打过去问他到底啥时候在家。陈金桥听不清，赵玉连就对着电话吼，旁边的人齐刷刷侧目，以为谁在骂架，准备吃瓜。陈金桥耳朵上戴着助听器，我发现从正面角度其实是看不太出来的。（他从抽屉里翻出最早买的200块的“助听器”给我听。）我知道这副助听器相比于他之前掉在洗衣水里的那个1000块钱的，无论从软件还是硬件上来看都能跨越式碾压，于是满心期待地询问他：新旧助听器哪个好？他说，新的好。因为新的是两个耳朵的，旧的只有一只耳朵。我说不是，是听起来声音上有啥区别。他一挥手：那没区别。那一秒钟，我着实有点心疼付聪他们这群老师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人家根本没往这儿体会。但很快我意识到自己的浅薄：老师傅们的初心，本就不是让使用者细致地关心产品本身的效果，而是让产品的效果去支撑这些人关心生活中他本该关心的，更重要百倍千倍的问题。那之后，助听器一直挂在陈金桥的耳朵上。有了这个，他能干的活儿更多了，日子也期待能好一些。但是，洗衣服时他会摘下来，因为不能再掉水里。出乎我意料的是：有些老人似乎对助听器的到来没有那么感冒。小潘两眼放光地把助听器拿给老村长涂爷爷时，涂爷爷就表现得很淡定。在涂爷爷每天的“日程”里，早晨11点是看电视的时间，他最近尤为关心台海局势，每天都看。可是相比塞个东西在耳朵里，把电视调大点声更容易。下午有人找他聊天时，他也不戴。只有来人特别多时，他才在大家的“怂恿”下戴上助听器。我问涂爷爷为啥不多用用助听器，他呵呵地笑了：“我年纪这么大了，还能有什么要紧事？就算真有什么事，我也管不了。”但坐在一旁观察涂爷爷他们聊天，我意识到情境中一个有趣的错位：在涂蘸清眼里，自己只是跟小潘他们聊些过去的闲话；可是小潘却总爱刨根问底，聊得很细。因为在他看来，几十年前故事的褶皱里，蕴含着某种对今天的启示。我突然明白，在这场对谈里，恐怕不是“老人需要说”，而是“后辈更需要听”。助听器，就在这个微妙的气场里成为一架桥梁，成为后辈从老人脑海里挖掘矿藏的一条颤颤巍巍的履带。话说，虽然涂蘸清不用助听器看电视，但是在几公里外的仁化县董塘社区，何建英却只用助听器看电视。可她的丈夫却有着年轻的面孔，因为那个人永远停留在她46岁的生命里。她住在丈夫生前工作的董塘客运站的宿舍里，独自把两儿两女全部拉扯成人，孩子们从未听她提过“再走一步”的想法。如今儿女都退休了，几番邀她过去同住，她就是不走。没办法，孩子们只好隔段时间轮流过来陪妈妈住一住。何建英在院子里养鸡，种果树，自己买菜做饭，有时还去田埂上捡一些菜，健步如飞，生活起居全靠自己，什么都不用儿女照顾。上个月，儿子看到她肩膀上的淤青，才逼问出她摔倒的事情。女儿发现她听话不清，她也死犟说耳朵没问题。她的屋子里一尘不染，每天操持这些家务要忙到午后。然后，她会开始自己这些年唯一“坚持”的娱乐活动——看电视。我知道用坚持来形容看电视有些古怪。但她真的不像是在消遣地看，而是入神地看，把声音调到很大，还经常会看到晚上12点。助老员朱海平把助听器给她配好后，她一开始整天戴着，但是有一次做家务的时候掉在了角落，找了好久才找到；后来有一次冲凉时忘记摘下来，又吓得赶紧用卫生纸吸水。那以后，她平时就不舍得戴了，只在看电视的时候用。而且只有在晚上10点以后才会戴。我问为什么是10点，她说那个时间邻居要休息了，不能放那么大声。每天深夜，独自面对屏幕上摇曳的光芒和声响时，是否有那么一瞬间，她感到自己卸下了一生的坚强，不是谁的妈妈，不是谁的姐姐，不是谁的妻子，不是谁的遗孀，只是一个爱看电视的，憧憬着远方城堡里公主的蓬蓬裙的，85岁的小姑娘？我没有问，是怕得到否定的答案，也怕得到假的答案，更怕得到平庸的答案，我怕她一生甚至从未想过怜悯自己。但我确凿无疑地知道，只要她想，独自一人在安静的子夜卸下铠甲时，床边的这个一直被她小心充着电的助听器，会融合成她身体的一部分，忠诚而郑重地帮她听清岁月的呢喃。于是我知道，最好的科技不应挡在人前喧宾夺主，而是退在暗处等待——等待成为一个人不得不面对生活的残忍时，Ta 从心底唤起的勇气的一部分。过去几年，陈巧灵时不时就会接到电话，一脚油门就冲出卫生站。好几次都是因为老树下的林建明哮喘犯了，躺在床上大口抽气，如果处置不及时会非常危险。每次她都在老林家守上几个小时，等他稳定下来观察一段时间才离开。那次陈巧灵带着验配师帮他配助听器时，老林虽然也很开心，但开心得“不明显”。毕竟一身更严重的病都没什么好办法去治，只能靠基本药物维持。就算有效果更好的药，可钱又从哪来呢？而且，据老林的描述，他戴上助听器的感受好像和别人非常不同。也许由于身体敏感，耳朵里塞进一个东西很不习惯；也许总是听到自己沉重的喘息声，无法习惯，他总想摘掉。陈巧灵去了几次，见他都没戴助听器，每次都劝，他还是很少戴。林建明站在他的桌子前，这里有维持他生活的主要物件，助听器被放在抽屉里。我知道老林只是依本能行事。可这背后，隐隐躲藏着一个更深的科技伦理问题：不同人对于“人造物”的接纳程度是如此不同，感受又是如此主观，而人造物有时并不能（也许永远不能）肯定自己的技术先进到了能被所有人接纳。那么这个时候，应该让人妥协一步，还是技术妥协一步？陈巧灵相熟的患者中，还有一个人叫余朝生。实际上，患者是余朝生的老伴儿，她曾患癌，手术之后老余经常骑摩托车驮她来卫生站打针，风尘仆仆，从不迟到。老余年轻时一位叔叔过世，葬礼上他负责放炮，点着之后丢不赢，一下子把耳朵震坏了。最近几年另一只好耳朵也开始“罢工”，他的听障逐渐严重。可是老余发现，对他来说助听器也“不够好用”，因为他有时要开摩托车去镇上卖自己种的橘子或果树苗，有时还要拉着妻子去看病。摩托车一旦开快，听到的风声就会很大，妻子说话也听不清，耳朵还很难受。显然，老余遇到了极端的“低信噪比”环境，技术在此存在一些瓶颈。后来他就只在家看手机的时候用助听器，日常开摩托就不戴了。余朝生，他身上的队服是几年前孩子去香港打工给他带回来的，他说只有重要场合才穿。无论是老林还是老余，他们表面上遇到的技术问题各不相同，可是拨开这些表象，背后却是同一个残酷的真相：一个人并不能选择自己的身体、际遇和生活环境，当这些”生活的常数“和”贸然闯进来的助听器“撞了个满怀时，技术可以改变的事情也许很少，少到可怜。她是韶关仁化县五一村的助老员。2022年，她经过了并不容易的权衡，终于放弃在深圳的设计师职位回到乡村，接手了其他助老员留下的名单。戴日娣年轻时远嫁过来，丈夫有很严重的冠心病和高血压，没办法长期劳动，只能靠国家基础的保障政策过活。穿过低矮的院墙，我看到豆苗混着杂草，房子蜷缩在角落。很难用荒凉来形容，因为有人在日复一日竭力维持着此处的运转。但我分明感到，某种压抑的气息正躲在阴影里，伺机冲出来，把所有人的咽喉锁住。她的儿子短暂招呼我，就出去上工了。儿子快50岁，是全家唯一的劳动力，儿媳妇有智力疾病，靠药物维持，两个孙子也不幸遗传了智力残疾。就在2023年的清明前后。戴日娣的大孙子夜里突发脑膜炎，抽搐了几下就没动了，早晨家里人醒来时，身体已经僵硬。当时曾春燕听到消息，马上要冲过去探望，被妇女主任拦住了。曾春燕记得妇女主任说的话：“给点时间，让他们自己慢慢接受吧”。整整等了一个月，她才敢来看望老人。即便如此，两公婆还是拉紧她的手，哭得撕心裂肺。这一幕，在曾春燕的人生记忆中挥之不去。曾春燕回忆，戴日娣奶奶配助听器那天，家里来了好多人，七手八脚地帮她测听、佩戴。在她70多年的人生里，也许从未经历过在众人面前处于中心位置的场合，当时她很害羞，只顾低头，怎么都不肯在众目睽睽下戴上助听器。这让接到反馈的开发工程师们感到无比困惑。因为没有具体原因，就无法改进。同样困惑的，还有她80多岁的老伴儿。用困惑来形容他也许不太恰当，他心中更多的是愤怒。“让她戴，也不戴，和她讲什么也听不到！！”这位爷爷对我说，语气越来越激动。他回忆，有一次交代老奶奶，记得让儿子洗一下给豆苗除草的农药喷壶，老奶奶阴差阳错听成了老头子让自己洗厕兜（马桶），于是发起了牢骚，说老头儿什么活儿也不干。一场简单的误会，发展成两人的第一万零一次争吵。爷爷拉着我说了几句之后，故事就开始全然和助听器无关。他说自己一辈子已经无可挽回，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唯一的孙子身上，想让他读书，有出息。可是他儿子天天玩儿手机，一玩手机孙子就凑过来看，时间全荒废了。他描述了一个整个家中没有任何人按照他意愿生活的场景，而他能做的只有生气、吵架、去田野枯坐，回家怒吼，无尽的轮回。“好伤心！好伤心！”他锤着自己的胸口，发出砰砰的响声。逐渐意识到我此行其实只想了解助听器，没有强烈的意愿和能力感同身受理解他的苦痛，甚至细微处流露出一些嘲讽大男子主义的“精英式”傲慢，爷爷突然愤怒，说他们家没什么可说的，下了逐客令。我感到深深的自责，想要做些什么，可我有限的生活经验并没有能力对状况做出准确的理解，怕把事情搞到更糟，只好赶快抱歉离开。那一秒，我突然庆幸奶奶没有戴助听器，听不到这些咒骂。下一秒，我又突然想让奶奶戴上助听器，因为在这个人世间，除了她，已经没人肯听他说话了。也许我知道了一些奶奶不愿戴助听器的原因，但我宁愿没有知道。我们，确凿无疑地，将会开着汽车回到韶关市区的宾馆里，然后坐飞机回到北京、上海、深圳的滚滚红尘。而他们，也确凿无疑地，将回到那个生活了七八十年的院子里，锁起大门，继续面对荒草疯长和残酷人间。我们，天然地相信“听见”比“听不见”更好。而他们，有时只想求求这个操蛋的世界闭嘴。荒谬的是，难道需要我们这些闯入者，手里握着助听器来教他们如何面对生活，如何超越苦难吗？面对这些具体的残酷，技术显得如此无能，甚至如此无关。但这对于技术来说是另一个次元的事情吗？技术应该撇撇嘴，然后拧一把方向盘绕开这些问题吗？身处苦难的人，当然不是“不需要助听器”，而是“需要，但不仅仅需要助听器”。在我看来，那些拥有技术的人，是最有希望理解“上帝死了”的人；是最有希望鼓起勇气承认自己的边界，同时不接受自己无能的人；是最有希望像西西弗斯一样拥有生命意志的人；也是最有希望对那些身陷苦难泥淖无法成为西西弗斯的人报以理解和温情的人。理解“听见”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有能力帮助别人听见的人来说，难道不是至关重要吗？短暂的两三天探访，我所见证的这些，只是事实的一小部分。而每一部助听器都在源源不断地把信息反馈到商世东和付聪的技术团队面前。显然，对我造成冲击的事实，也只多不少地冲击着他们。武江，一条穿过韶关的重要江流，汇入北江后流入珠江，最后会奔流入海。1931年，红军曾在这里抢渡至对岸。
2023年的春天，李娟娟走在上班的路上，猛地听到路口传来一声交警的哨音。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种声音能引起他的注意，但并不能引起对这种声音本身的反思。可李娟娟突然条件反射地思考：对于助听器佩戴者来说，哨音意味着什么？在原本的降噪算法里，哨音更多作为普通的噪音，被笼统地压低。但那显然是不周道的，因为忽略了哨声和交通的关系。李娟娟马上冲上楼，开始对降噪算法的“哨音处理”做专门调整，使它更清晰但又不至于刺耳。在这一刻，李娟娟意识到，自己的脑袋里想的早已不是“捐完了事”。“助听”成为了她思考的底色，成为她生活的部分。对于健听的人来说，可能一下子懵住，也许最多说出来十几种。可是对于天籁团队来说，他们心中盛满了千万种声音。在一次早期的讨论中，大家七嘴八舌提出两种声音，“搓麻将”和“广场舞”。这两种声音有一个共同点：对于不爱它们的人来说可能是噪音，对于爱它们的人来说是“天籁”。团队最终决定，针对老年人，最好还是不要把这些声音压得那么低。人和人的喜好不同，而且哪怕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场景里的偏好也不同。于是他们开发出了很多场景模式，例如安静模式、聊天模式、户外模式，还专门针对看电视的场景搞出了“TV模式”。第一次捐赠之后，虽然反馈回来诸多问题，但商世东看到了真切的光芒。于是，我想起商世东做出研发助听器算法决定的那个春节，颇有唏嘘。当时如果他的脑回路稍微震颤一点儿，会不会做出相反的选择，放弃掉这个项目？如果那样，岂不就没了今天天讲述的所有故事？但我又转念一想，会不会，在千百个平行世界，都有一种机制保证商世东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也许善意终究出自人的灵魂，而灵魂，并非如世事那样无常。也许好的选择从来就不是“一眼看上去好”的选择，而是会被时间赋予越来越多的价值的选择。这些价值，是哪怕当初做尽了“利弊权衡”，也决计难以算出来的。命运虽不回头，但人可以选择相互搀扶；技术永远狂奔，但人可以选择抓住技术的缰绳，勒马等待。2023年，天籁行动扩展了捐赠的范围，不仅在韶关地区增加了几个区县，还扩展到了重庆和香港等地。在天籁实验室的计划里，捐赠当然会一直持续，但与此同时，“天籁 inside”的助听器也开始在网上销售。只不过，由于价格大大低于“五大”，而且在这个阶段投入必定远远大于产出，还谈不到什么利润。我知道，在一个公益的故事里提到商业化，多少有点儿煞风景。但我内心笃信，没有一个伟大的改变世界的产品可以只靠捐赠就能成功。商业化的意义并不亚于慈善。正是因为商业化，才能使得“天籁 inside”助听器进入更广泛、更需要他们的用户手里，从而获得更多、更严苛，也更真实的用户反馈。我点开“挚听”在京东上的旗舰店，冲进我眼睛的，是密密麻麻20000多条评价。而每一个评论，都像一个等待被打开的人生故事。我确信，这些源源不断的珍贵反馈，才是国产助听器追平甚至将来有机会超越“五大”的逻辑基石。在来自销售的诸多评价里，有一个买家的“吐槽”让李娟娟印象深刻。这位买家说：你家的助听器还不够好。因为下雨的时候，我想在窗边听淅淅沥沥的雨声，可戴上它却只能听到一片寂静。你可以说，听到雨声，是一种更文艺，更城市，或者更年轻的需求。但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无比基础的需求，哪怕对于农村的老人来说也一样是。虫鸣、鸟叫、风声、水流、雨声，是这个世界美好的一部分。听到它们，本应是每个人都有的权利。从残酷的自然手里夺回这些权利，不正是“天籁”的职责所在么？这一刻我才明白，他们不是“孤寡老人”、不是“独居老人”，甚至不是“老人”，他们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名字。当他们获得自己的名字时，都是和曾经的你我一样睁着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世界的孩子。将近一个世纪前，他们的父母何尝不是开心笑颜，心里暗暗发誓，要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怀里这个呱呱哭泣的小家伙？可是，时间凶狠，就像饱含粗粒的大风，雕刻出他们满是皱纹的面孔，也把曾经深吻他们面颊的人砸碎成齑粉。独自等待的某个暗夜里，当大雨洗彻山峦，淅沥地落在亘古南去的江水之上，是否会有人摸出助听器，缓缓戴上，试图听清这个世界给他们的回答？2023年，退休的骆彩新还会去打鱼，也拿到集市上卖，只不过现在他有退休工资，不指着卖鱼过生活了。前两年江上又新建起了一座水坝，他熟悉的江水没了清流激湍，可他觉得这是好事，相比国家用能源发电造福大家，自己过去熟悉的一切又算什么呢？不久前，助老员拿来一个摄像头，说可以帮他看家护院。他说我家里什么也没有，摄像头不必对着院子，对着我那几条船吧。骆彩新不太会用智能手机，但会熟练地打开“看家软件”，看着他的四条船。2023年，一场龙卷风突然袭来，邪门地齐根刮断了东岸村的那棵百年老树。棋盘旁曾经所有人都以为会亘古不变的热闹，像马孔多一样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在这个孤独的山乡，没有一个为它哭泣的马尔克斯。然而希望本就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我问她是不是准备离开村子的卫生站，她说怎么会，是为了更好地做乡村医生。她的生命已经和村子连在一起，不可能分开了。最近除了助老员，他又有了新的身份，他加入了村办公司，试着用一些启动资金搞团建场地、绿色蔬菜园，把村子的如画美景变现成经济收入。不久前，商世东也把老爸的旧助听器换成了“天籁 inside”助听器。每次算法有了迭代，他都第一时间叮嘱老爷子点击升级到最新版，然后逼人家“交作业”，说说有啥不一样。我说开发助听器还要验配师资格？他说那倒不用，但这对他理解助听器的工程技术大有帮助，他想严肃地做好这件事。肖易明也拓展了职责，今年开始不止负责测试，还开发验配程序，也攻坚一些算法。把 AI 炼到极限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人耳的功能？怎样让算法在“鸡尾酒会”上也能像人一样把不同的声音分出层次？这些有关代码和生物进化交叉口的“终极命题”让他着迷。肖易明当然清楚这些问题短期内不会有答案，但他满怀期许，无问西东。在写这个故事以前，我无法设想，一枚小小的助听器可以产生怎样的奇怪引力，使得无数人的命运轨迹为之弯折。不同的人们，在交错的时空，以各自的心情把同一枚助听器放在耳边，他们想听到的，也许根本不是什么声响，而是生活对自己的回答。在聊天中我发现，无论是天籁实验室的老师傅，还是乡村的老人或助老员，都时常不把助听器称为助听器，而是直接叫“耳机”。我喜欢这个称呼，它让冰冷的人造物听起来少了些科技的傲慢和锋利，多了点儿温柔。毕竟在这个世界上，遇到金钱，遇到梦想，遇到亲人，遇到爱人，都不稀罕。
吃粥吃饭过
再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史中，是一个倾心故事的科技记者。我的日常是和各路大神聊天。如果想和我做朋友，可以搜索微信：shizhongmax，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浅黑科技：qiannheikeji。
